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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有管束皇帝的制度，这是东汉政治制度上的一个大问题。也是将来中国政治制度史上一个大问题。选举在汉代，也发生了问题。照汉代原来的制度，在汉武帝时，只叫地方长官每年要选举些孝子廉吏，这已经讲过了。但后来孝廉充斥仕途，别的进仕之路都为阻塞了，于是大家都争要当孝廉。本来所谓孝廉，一种是孝子，另一种是廉吏，后来规定每郡满二十万户口的只能举一个，如是则孝廉不分，进城一个参政入仕的资格而已。后来又因请托舞弊，逼得朝廷于察举孝廉后再加上一番考试，如是则全失却原来察举孝廉之用意。但中国政权，却因此开放给全国各地了。从此以后，无论选举或考试，都是分区定额的。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和经济文化进步的地区，都一样照人口比例来考选。因此中央政府里，永远有全国各地域人民之参加，不致偏荣偏枯。因此中国政府，始终是代表着全国性的，全国人民都有跑进政府的希望。而且实际上，也是全国各地永远都有人跑进中央政府的。又汉制郡县长官，例须避用本郡本县人，如是则中央政府既是绝对的代表全国性的，而地方政府却又竭力避免其陷于地方性。这样才开始大一统的局面，永远维持。而全国各地方声教相通，风气相移，却可使各地文化经济水准，永远走向融和，走向平均，不致隔绝，不致分离。这一制度，自汉代起直至清代始终沿用。这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里一最应着眼之点。惟今所欲讨论者，则为汉代之选举制，是否合于近代所谓之民权思想。第一，汉代察举，其权在地方长官，不在地方民众。长官贤良的固须采访民间舆情，选拔真才。但长官营私舞弊的，却可不顾地方民意，推选私人。二则选举了送到中央，如何分发，则悉听中央命令。后来并于选来的人，又加以一番考试。这样则岂不是汉代的选举权实际便完全操之在上不在下吗？而且汉代选举，就大体言，最先必进学校读书，才获补吏。补吏以后，才获察举。这由教育而行政实习，由行政实习而选举，再由选举而考试，由考试而任用之几个阶段，骤看极合情理，切实施行，像不会出大毛病。然而依然有毛病存在。因古代社会，读书机会就不易得。第一是书本不易得，古代书籍都用竹帛书写，很少纸张，更无印刷。印刷术对人类文化传播与演进之大贡献，应该远胜于近代新发明之原子弹。这是世界人类以最伟大的发明，这项发明虽始于中国，但也要到唐宋才开始有印刷。古代书本必得传抄，一片竹简只能写二十来字。抄一本书，费就大了。帛是丝织品，其贵更可知。而且要抄一本书，必得不远千里寻师访求。因此读书求学，便有着绝大限制。但若你生来便在一个读书家庭中，那一切困难，便都易解决了。因此当时虽非封建社会，爵位不世袭，而书本却可世袭。虽不是世代簪缨，却是世代经学。世代经学，便可世代跑进政治圈子，便无异一封建传袭的贵族了。那时的政治制度，虽不许社会大贫大富，让工商业走上资本主义化。但学问与书本，却变成了一种变相的资本。所以说黄金满籯，不如遗子一经。这便是一本书的资本价值，胜过了一箩黄金的资本价值了。因此当时一个读书家庭，很容易变成一个做官家庭，而同时便是有钱有势的家庭。当时有所谓家世二千石的。只要家庭里有一个做到二千石的官，他当一郡太守，便可有权察举。他若连做了几郡的太守，他便是足迹遍天下，各地方经他察举如果看累了，收藏一下本页面，下次接着看。